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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杠杆炒股的平台举报导师曾对她进行性骚扰

南京河海大学一名35岁的女博士，因长期处于“已婚未育”状态，被父母多方“运作”——先是托关系联系到她的博导，又请导师出面催生。不料，女博士并未顺从，反而直接“反杀”，举报导师曾对她进行性骚扰，并揭发父母与导师之间存在利益输送，连父亲曾向导师支付1万元“技术咨询费”的细节也一并曝出。

此前不少人以为“北极鲶鱼”、“周公子”等事件已是“坑爹”天花板，但如今看来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鲶鱼和周公子们尽管四处炫权、甚至口出恶言、鼓吹贪污，但至少他们清楚：家庭和父辈资源才是自己最大的靠山，他们的任务，正是倚仗这类关系获取红利、躺平享受。而这位女博士，却选择了“大义灭亲”。

更引人深思的是，她举报的不仅是导师，还有自己的父母。很多人可能难以理解这种“打拳打到自家人”的行为，但其背后逻辑与西方女权主义的某些源流暗合。早在二十世纪初，柯伦泰就曾尖锐指出：女性主义有时只是投机者的工具。对普通女性而言，追求平等往往只意味着“平等地承担更多压力”；而对资产阶级女性来说，女性主义却可能真正为她们争取到原本仅属于资产阶级男性的特权。

换言之，“打拳有用”这一点，深深烙印在部分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意识中。但问题在于，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压缩式地完成了西方上百年的现代化进程，许多制度设计在移植过程中存在激烈的水土不服。例如计划生育政策，使许多体制内家庭、职工家庭的女性即便法律上有生育权，却事实上丧失了生育选择权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中国许多独生女家庭中，女性早已承载了家庭全部的资源与期望，根本不存在“与兄弟竞争”的情况。她们所要对抗的，不再是重男轻女的结构，而是将所有身边男性——包括父亲、导师、上司——都视为潜在的压迫者与性骚扰者。

从这一角度看，极端女权思潮的兴起，某种程度上意外地产生了打破阶级固化、削弱权力代际传递的效果。小圈子内的利益交换、人情操作，最关键的就是隐蔽与信任。而如今，这群信奉性别对立“神圣斗争”的“神仙”，动不动就公开举报、无差别背刺，甚至不惜把家事摊在阳光下“审判”，确实让某些圈层中依赖人情和隐私运作的权力游戏难以为继。